陈先生是汽车行业的一名从业者，2010年陈先生成立了一家科技企业，一直以来生意红火。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势头迅猛，陈先生想要趁着行业红利期多赚一点，于是和另外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家合伙企业——b有限合伙企业，同时将自己的科技企业以法人合伙人的身份来参与合伙企业的投资，而他的朋友则直接以自然人合伙人的身份来参与合伙企业经营。

2014年，该合伙企业投资了一项新兴产业研发项目，并于2018年取得了项目分红。

合伙企业很快将这笔投资收益打到了陈先生的科技公司账上，陈先生十分高兴，让企业财务人员在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的时候将该笔投资收益填进了《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优惠明细表》。

然而没过多久，企业财务人员就接到当地税务部门的电话，被告知这项投资收益错享了税收优惠，通过政策辅导，陈先生才知道原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可以免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三条又规定了：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所称，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

原来，陈先生的科技企业以法人合伙人的身份通过合伙企业对其他居民企业进行投资所取得的股息、红利属于间接投资，是不能享受该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而是应该将该项投资收益计入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中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经过税务人员一番详细的政策解释，陈先生才明白原来通过合伙企业进行投资在税务上还有这么多讲究。当即表示回去会认真研究合伙企业税收政策，绝不会再犯这样的“糊涂”。

通过合伙企业进行投资

虽然省心不少

但一定要注意

税收政策上的细节差异哦!

税收风险提示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以下简称159号文)中的规定：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

合伙企业本身既不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也不是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可以免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三条规定的：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所称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

我们不难发现，企业作为合伙人通过合伙企业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属于间接投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免税收入是“直接”收入，因此企业不能享受优惠政策，投资收益应计入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中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公司通过合伙企业取得股息红利能否免税?

一、提出问题

a公司与其他投资人共同成立了合伙企业b，合伙企业b与其他投资人共同成立了c公司。a公司和c公司都是中国的居民企业。合伙企业b取得c公司分配的股息红利后，直接按投资比例分配给了a公司。问题是：a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能否免征企业所得税?

二、不同观点及理由

股息红利免税政策源自以下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二)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前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三)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明确，“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所称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和第(三)项所称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之所以产生不同观点，源自于对上述政策的不同理解。

认为不能免税的理由是：

a公司对c公司的投资属于间接投资，不属于《实施条例》规定的“直接投资”的情形。例如：2018年12月25日，青岛市税务局局长信箱曾就“通过有限合伙企业间接取得的股息红利是否免税?”回复：“法人合伙人从合伙企业分得的收入，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中‘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的免税优惠政策，应依法按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认为免税的理由在于：

(一)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股息、红利直接作为投资人取得的股息红利，应视为投资人直接投资所得。

首先，合伙企业不是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合伙企业法》第六条：“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国家有关税收规定，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以下简称“159号文”)第二条规定：“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从所得税的角度看，合伙企业既不是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也不是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一切所得都要分配给投资人，由投资人承担所得税纳税义务。

更进一步说，对于股息、红利所得，合伙企业是彻彻底底的“透明体”。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执行口径的通知》(国税函[2001]84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或者股息、红利，不并入企业的收入，而应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还需要在合伙企业层面进行收入和成本的计算，计算出所得后再分配给投资者;而对外投资分回的股息、红利所得，根本不参与合伙企业层面应纳税所得额的核算，而是直接穿透合伙企业作为投资人的股息红利所得，所得的税法属性也没有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伙企业是彻彻底底的“税收透明体”。

(二)合伙企业从被投资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性收益，属于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税后收益。如果不能将其作免税处理，将征两道企业所得税，形成双重征税。

例如：北京市金融办于2009年1月19日发布的《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意见》(京金融办[2009]5号)明确规定：“合伙制股权基金从被投资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性收益，属于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税后收益，该收益可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直接分配给法人合伙人，其企业所得税按有关政策执行。”

深圳市人民政府也于2010年7月发布的《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深府[2010]103号)第三条第(三)项曾经规定：“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从被投资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性收益，属于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税后收益，该收益可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直接分配给法人合伙人，其企业所得税按有关政策执行。”[1]

三、法理分析

a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能否免征企业所得税?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归要到底，取决于如何解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所称的“直接投资”。

法律解释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文理解释，二是论理解释。前者指就字面意思进行直接的理解，从字面探求法律所使用语言文字的正确意义;后者是指当采用文理解释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时，我们需要综合运用“法律的意义脉络”(体系解释)、“历史上的立法者之规定意向、目标及规范想法”(历史解释)、“客观的目的论标准”(客观的立法目的、公平、正义、社会效果等法律价值)等解释标准，探究最合理的解释结论。[2]

从本文的第二部分分析来看，按照文理解释的方法，可以产生两种解释可能性：1.a公司从合伙企业处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属于直接投资于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2.合伙企业不是所得税纳税主体，特别是针对股息红利所得而言是更为彻底的“税收透明体”，因此将a公司通过合伙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解释为“直接投资”，仍然在可能的语义范围内。

语言文字的含义，有比较清晰的“核心地带”，也有比较模糊的“边缘地带”。相比之下，第一种解释更靠近“核心地带”，所以主张征税的观点目前占了主流。但这并不必然否定：第二种解释结论仍然在文理解释允许的可能性范围内。所以，经济发展、法治化水平较高的北京和深圳两地才有底气出台正式文件以表达其免税主张。在文理解释可能有两种以上解释可能性时，我们需要将法律解释进行到下一个步骤：论理解释。

从目的解释看，《企业所得税法》为什么将“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作为免税收入?理由很明显，这类收入在被投资的居民企业这一层已经交过一道企业所得税，如果不作为免税收入，将形成企业所得税的双重征税。如果加上a公司最后分配给股东的个人所得税，将形成所得税的“三重征税”。中国所得税法设置了法人和自然人的双重征税，但断然没有三重征税的道理。主张征税的解释方式，明显与立法目的相悖。两种解释路径的合理性，也高下立见。

从社会效果的角度(社会学解释)考量，如果将法人合伙人通过合伙企业进行投资与直接投资适用不同的税收待遇，一方面重复征税会导致合伙人的投资成本显著增加，将打击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纳税人也可能因此被迫围绕税收因素选择组织形式，税收对经济活动产生了不必要的干预，违背了税收中性原则。另一方面，对法人企业聚合社会上的闲散资金共同投资形成障碍，会降低合伙制这一投资形态的吸引力，而这却是目前资本市场上相当重要、占比较重的投资形式。如果适用征税政策，将对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必要环节。经过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两个阶段的讨论，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结论也呼之欲出了：a公司通过合伙企业取得的c公司分配的股息红利所得，可以视为直接投资所得，适用免税政策。

四、一点启示

税法适用与其他领域法一样，应适用一般的法律解释方法。目前的税收实务界已经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形成一种思维定势：特别强调税收的专业性、政策性，而忽视其本质特征：法律性。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就是在税法适用过程中，大家更注重名不见经传的政策口径，而忽视法律分析推理或者忌惮责任而不敢运用。孰不知，税收之所以具备强制性的执行力，其根本基础在于法律性：人民意志的体现(或者人民的同意)。税法与其他领域法相比，其专业性也并不一定是最突出的，比如建筑、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法律，其专业性同样很强，但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各个领域法的适用都需要遵守一定的法律解释方法。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法律的适用过程中，我们不能沉迷于法条语言的逻辑结构不能自拔，而是要在法条语言允许的可能性范围内，综合考量各种解释标准，以求得最为妥当、合理的解释结论。

而妥当、合理的结论往往就是合法的，因为法和理是相通的，双方并不矛盾。清华大学的张明楷老师主张，要把法的解释同法理保持一致。不管学什么法，都要能把法规法条解释得妥当。不要动不动就把法规法条和常情常理对立起来，不要总觉得某事物“合法不合理”或“合理不合法”，不合理的怎么可能合法呢?难道法是不讲理的吗?如果有人提出“合法不合理”或“合理不合法”的说法，要么是把“理”理解歪了，要么是把“法”解释歪了。

法律适用的重心是解释论，而不是立法论。“纸面上的法律”具有安定性，一旦制订出来就不能朝令夕改。在能够通过合理解释得出妥当结论的情形下，要优先采用解释法律的方法来解决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不管是政策口径的制定者，还是税收政策的执行者，合理的解释税法从而追求妥当的法律结论，并不违反税收法定原则，反而是更忠实地践行了税收法定原则。

[1]然而，深圳市地方税务局于2015年2月发布《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企业停止执行地方性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温馨提示》，明确指出：“按照《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决策部署若干事项的通知》(财预[2014]415号)的要求，我市《印发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深府[2010]103号，2010年7月9日下发)第三条有关地方性所得税优惠政策，自国发[2014]62号文印发即2014年12月1日起停止执行。……停止执行深府[2010]103号文第三条第三款有关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从被投资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性收益的企业所得税规定。严格执行企业所得税法有关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的免税条件规定。合伙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分配给法人合伙人，法人合伙人取得此项不属于直接投资的投资收益时，应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有关规定确定为应税收入，在2014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依法计征企业所得税。……”。